宋徽宗赵佶，号宣和主人，宋朝的第八位皇帝，书画家。是宋神宗第十一子、宋哲宗之弟。先后被封为遂宁王、端王。

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正月宋哲宗病逝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子嗣，所以，太后向氏则于同月立赵佶为帝，次年改年号“建中靖国”。

解读宋徽宗变法，在传统学术界一般将其定性为：对前任变法的“罢黜”。其实，这一时期并非“另起篇章”，而是对前任的一种“另类接盘”。

那么，为何对宋徽宗变法的解读更多偏向于负面，大概与这位皇帝启用的大臣有很大关系，甚至，还与他的个人爱好扯上了联系。

这不免带有浓烈的“道德”审视色彩，而这，也是他那时面临的一种情况。后人评价，其父亲（宋神宗）变法过于激进，客观地说，应该是他对结果的期待过高，过于理想化。

而这，必然会将一些暗藏的矛盾挑破、激化。

其中，有一个表象就是：“改革派”和“保守派”的拉锯战，亦或说“党争”。

然而，徽宗继位之后，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“真谛”，这一切并非为了国家，而纯是为了个人私心。

于是，他的“驭国、驭臣”理念形成了——无偏无党、正直是与、清静无为、顾大局、识大体，就很好了。

只要政事无失误，大家发挥各自才能，天下即会太平。

但是，他臣子们的“思想意识”并没有和他同步，而是将前面的变法思想更加“高度提炼”了。

若说前面是“立政造令，悉法先王”，到了他这里，便上升到了“圣人之治”。

既然思想认识的核心发生了“迁移”，那么，作用的结果，就成了一种“政治肃清”，而非之前的理想目标，一切开始围绕着“政治形象”建设。

这也是后人会困惑的地方，而这时期的士大夫们，已经有了自己最基础的“思想意识”。

前期的系列变法，其实，就是对这种思想的“验证”，更为政治建设提出了各自的“口号”。

其实，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，但是，变法的结果却是“不尽人意”，他们惟有选择“改道”，在后人看来，这就显得非常“反叛”。

臣子们的内心向往一个理想的“圣君”统治时代，但是，宋徽宗他本人，却只想要一个天下太平。

那么，如何“平息”各党派为了“理想”而无止境的争斗呢？

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：让自己成为臣子们眼中的“理想”，当然，这不是“真”的，只是一种“形象”。

至少，在“视觉”上给予这帮士大夫一个支持，让他们明白，他们的努力并非白白付出。

分析下宋神宗变法时期的社会现状，社会危机已然有了“一触待发”的痕迹，这带来的就是“政治危机”。

尽管，到了他这里，宋朝并未崩盘，但是，如果不做调整，结果，就走进了死胡同。

至于后来南宋的新政体格局，应该是借鉴了前人，希望走一条新路而避免失败，不应该算作完全的另起炉灶，毕竟，班底还是那些人。

这一时期，在变法事件的过程中，至始至终都伴随着一个“主题”。

那就是：士大夫对皇帝的“高要求”，一种理想化的要求——圣君。当然，这背后是有原因的，北宋中叶，儒学再度复兴，皇帝势必要成为天下的榜样。

这并非是对皇帝的“要求”，而是期望通过各种施政设想的实现，去“打造”出一位“圣君”。

众所周知，变法很是波折，所以，这个“打造”就“搁浅”了，到了宋徽宗时期，这帮士大夫依旧没有放弃。

不过，这一位倒是非常配合，既然做“实事”无法实现你们的理想，那就换个思路，咱“塑造”“圣君”。

那么，宋徽宗是如何做的呢？

这位皇帝尊信道教，于是：有人就说，他从这道教获得了灵感，让自己变得“神秘”、“神话”，具有了“神”的色彩。

惟有他的“墨宝”，让人意识到，他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。其实，他只是恪守了他上任时的“感言”——清静无为。

以一种“若即若离”的姿态，和政事保持着不亲不疏的关系，让人琢磨不透他的真实想法，这才能维持了他的“神秘感”，进而让人不自主地对他“膜拜”。

那么，这就自然延伸出了一个问题：这个皇帝的权力是被架空了，还是得到了加强了？

宋代和其他朝代还不太一样，皇帝比较“民主”，所以，看似他们的权力被架空了。也因为，宋徽宗很是放纵他的臣子们，这也是他被后人痛骂的原因之一。

但是，如果从他选拔“人才”的角度去看，他手中的权力却始终握得很紧。宋徽宗酷爱书法绘画，甚至，以此来作为选人才的标准。

如果，宋徽宗没有话语权，那么，些士大夫是不会让出位置，给一些只会画画的人。

后来，虽然宋徽宗被骂得很惨，但是，如果客观的分析他的“驭臣”策略，还是可见他的一些智慧。

只是，只想“清静无为”的君主，势必只会以“妥协”来换取安宁，就如他在大敌当前传位一样。而这样的表面文章，只会博得一时美名，换来的却是千秋的遗憾。